《習近平用典》立德篇

習近平同志對黨員干部的“德”，一直高度重視。2004年任浙江省委書記時，他就在《求是》發表《用權講官德 交往有原則》一文，指出領導干部“既要依法用權，又要以德用權，歸根到底用權要講官德”。在系列重要講話中，習近平同志也一再強調政德問題，認為治黨治國之要，在于“筑起思想道德和黨紀國法兩道防線”。

對于新時期領導干部，什么是“德”？2011年12月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，習近平同志提出，領導干部加強思想政治修養，要善于辨別、正確處理四組關系——是與非、公與私、真與假、實與虛。他還曾將新時期領導干部“德”的標準，概括為五個修養——理論修養、政治修養、道德修養、紀律修養、作風修養。這些重要論述，明確了“政德”的內涵與外延，為領導干部確立了思想遵循、行動指南。

“修其心治其身，而后可以為政于天下”“廉不言貧，勤不道苦”……習近平同志引用的典故，對于官德有大量論述。這些言簡意賅、意蘊深遠的話語，從各個側面回答了“什么是官德”“為何要官德”“怎么有官德”的問題。

 當官之法，惟有三事，曰清、曰慎、曰勤。

——《干在實處 走在前列·在浙江省委十一屆四次全會上作報告時的插話》等文中引用

■ 解讀

清，指的是清廉，公正廉潔，兩袖清風；慎，指的是慎重，周密考慮，謹言慎行；勤，指的是勤勉，勤奮好學，刻苦上進。習近平同志強調領導干部要正確使用手中權力，必須能夠做到守得住清貧、耐得住寂寞、穩得住心神、經得住考驗，嚴守黨紀國法；自覺做到秉公用權、不以權謀私，依法用權、不假公濟私，廉潔用權、不貪污腐敗；要有強烈的事業心和高度責任感，想干事、肯干事、能干事、干成事，為工作盡心盡力、盡職盡責、忘我奉獻，真正做到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。“能否干干凈凈干事，是每一位領導干部經常面臨的重大考驗”，這關系黨的形象、關系人心向背、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。領導干部做到這三個字，根本上說還是要加強修養、提升境界，培養和樹立六種意識：信仰意識、公仆意識、自省意識、敬畏意識、法治意識、民主意識。

■ 原典

當官之法，惟有三事：曰清、曰慎、曰勤。知此三者，可以保祿位，可以遠恥辱，可以得上之知，可以得下之援。

——﹝南宋﹞呂本中《官箴》

■ 釋義

呂本中（1084—1145年），南宋詩人，歷官中書舍人、權直學士院。其所著《官箴》共三十三條。首條開頭云：“當官之法，惟有三事：曰清、曰慎、曰勤。”他認為當官的法則，只有三條，即清廉、謹慎、勤勉。遵守這三條法則，就可以保住官位，可以遠離恥辱，可以得到上司的賞識，可以得到下屬的擁戴。

關于呂氏《官箴》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稱：“故此書多閱歷有得之言，可以見諸實事。書首即揭清、慎、勤三字，以為當官之法，其言千古不可易。王士禎《古夫于亭雜錄》曰：‘上嘗御書清、慎、勤三大字，刻石賜內外諸臣。案此三字，呂本中《官箴》中語也。’是數百年后，尚蒙圣天子采擇其說，訓示百官，則所言中理可知也。……雖篇帙無多，而詞簡義精，故有官者之龜鑒也。”文中提到的“上”，為康熙皇帝。另據清代史學家趙翼的《陔馀叢考》記載：“各衙署訟堂多書清、慎、勤三字作匾額。”說明“清、慎、勤”業已成為清朝通用的“官箴”。故近代學者梁啟超在《新民說》第五節“論公德”中稱：“近世官箴最膾炙人口者三字，曰清、慎、勤。”

標準是一面鏡子。標準高一點、要求嚴一點，鏡子的“分辨率”就會高一些，那些“不是問題的問題”才能纖毫畢現。無論是在教育實踐活動中，還是在平時的工作中，標準決定質量，有什么樣的標準，就有什么樣的質量。正因此，習近平同志才強調，“較高的工作標準是一種動力”。有了高的標準，大家就會用這樣的標準要求自己；而一旦放松了標準，就容易一

瀉千里。正如習近平同志所引用的這句古語所言，確立什么樣的標準，決定著有什么樣的成效。多年來，針對改進作風，各種文件、各項制度，不可謂少，但為什么“四風”仍然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呢？原因還是在標準不高、執行不嚴。所以，在教育實踐活動中，必須堅持高標準、嚴要求，才能“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”——因為注意防治疾病，才能做到不生病。

■ 原典

古人有云：非知之難，惟行之不易。行之可勉，惟終實難。是以暴亂之君，非獨明于惡路；圣哲之主，非獨見于善途。良由大道遠而難遵，邪徑近而易踐。小人俯從其易，不得力行其難，故禍敗及之。君子勞處其難，不能力居其易，故福慶流之。……取法于上，僅得為中；取法于中，故為其下。

——﹝唐﹞李世民《帝范》

■ 釋義

《帝范》是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一部論述為君之道的政治文獻，成書于貞觀二十二年（648年）。李世民告訴太子李治：“飭躬闡政之道，皆在其中，朕一旦不諱，更無所言。”不諱：死亡的婉詞。書中，唐太宗對為政者的個人修養、選任和統御下屬的學問，乃至經濟、民生、教育、軍事等事務都做了頗有見地的闡述。

“取法于上，僅得為中；取法于中，故為其下。”意為：以上等作為標準，只能收到中等的效果；以中等作為標準，只能收到下等的效果。《四庫全書》本文下釋為：“孔子曰：取法于天而則之，斯為其上。顏、孟取法于孔子而近之，才得其中。后儒取于顏、孟而遠之，則為其下矣。既為其下，何足法乎？為儒者當取法孔子、顏子、孟子，為君者當取法

于堯、舜、文王。”南宋文學批評家嚴羽在《滄浪詩話》中也有類似的闡述：“學其上，僅得其中；學其中，斯為下矣。”可見，無論立事還是治學，一定要放寬視野，高定標準，這樣才能實現預期目標。

( 編輯：皮博   送簽：皮博   簽發：馮愛齡 )